编者按:世界经济仍处于深度调整中,中国经济尽管保持平稳增长态势,但在转变经济发展模式的同时,面临的不稳定不确定因素仍然较多。

中国经济什么时候筑底、会不会硬着陆?目前存在哪些风险?接下来的经济形势会怎样?就此问题专访对中国经济问题长期有着前瞻、独到见解的国务院参事、当代经济学基金会理事长、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主席夏斌。

看清“迷局”:经济正在着陆中

《新经济导刊》:2016年前三个季度,中国经济增速都是6.7%。经济什么时候筑底、会不会硬着陆,是各界关注的焦点。您如何评价2016年的经济形势?

夏斌:首先,我不愿意参与一些专家关于“筑底”一词的经济讨论。什么叫“底”?到底了是否就意味反弹?到底了是否意味又要放松银根了?不会吧。所以相关到底讨论的思维似乎仍在沿袭过去超级繁荣增长逻辑的讨论。

关于2016年的中国经济,我认为走得很不容易。在上上下下的努力之下,尽管增长速度在下降,但没有出现系统性的风险。中国经济正处“着陆”的过程中,结构上出现了向好方向的转化。

具体说,在经济增速下降过程中,结构出现改善,创新的动能在成长,一些领域的改革也在深入,这些都是好的方面。经济现在最大的特征是:“分化”。经济结构、产业结构、利润结构、需求结构等等,方方面面都在出现“分化”,这是好现象。本来当增速下来后,系统性风险的暴露是必然的,但是在这么多“看空中国”的舆论下,到目前为止,还能守住底线,没爆发系统性风险,这是很不容易的。当然,绝不能幼稚,绝不能大意。没爆发系统性风险并不意味着没有风险。之所以会这样,只是带有一点“中国特色”的缘故罢了,一些“刚兑”性问题仍没有很好的解决。往前看,仍存在诸多的不确定性,仍需要清醒,需要努力。

《新经济导刊》:您主导的中国首席经济学家论坛(CCEF)召开的五周年会议提出“突破中国经济迷局”的主题,您对2017年中国经济有何展望?有何“迷局”?

夏斌:展望2017年,当前经济尽管出现了一些好的迹象,有些数据也在向好的方面转化,但如果冷静地看,2017年中国经济发展的逻辑并没变,仍然处在痛苦的调整转型过程中,这个过程还没有完。因为从目前看,货币政策没有回归常态;僵尸企业还没有完全出清,包括产能与库存;风险问题并没有完全解决;新的增长动能没有形成“气候”,只是有所作用,但是能量还比较小。

我曾多次说过,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要同时看到三个方面:第一,确实中国不会发生“美国式”的经济危机。因为我们已采取一些对策。第二,但是中国已经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隐患。第三,面对这个状况,唯一出路,要加快“真改革”,否则是“温水煮青蛙”,最后仍然会遇到一大堆麻烦。说到“迷局”,只是因为我们要在防风险和求发展、保稳定中取平衡,同时采取了一些市场与非市场化的措施,是在慢慢地释放风险,所以经济现象就显得更为错综复杂了。按经济学学理、按抽象的市场逻辑看,就不容易看清了,产生了迷象,其实并不迷。

要主动戳破泡沫,释放风险

《新经济导刊》:已存在系统性风险的隐患,那中国这风险隐患是否会显性?是否会爆发?现在存在的隐患要怎么解决?

夏斌:如何认识当前的风险隐患,是必须讨论清楚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在强调“稳中求进”工作总基调时严肃指出,“要把防范金融风险放到更加重要的位置”,为什么如此强调?我认为是因为看到了风险问题的严重性,告诫一些领导绝不能麻痹大意。现在理财市场发展很快,影子信贷交易结构复杂,加大了看清楚问题的难度,而在监管上又有些顾此失彼。当前我们的系统性风险隐患之所以未爆发,是由于已采取了一些国家发生危机后采取的救助与化解政策,货币政策是松的;是因为有一些行政干预,不让银行逼债和抽贷,不让企业关闭与破产,走债转股等重组道路。

因此,分析当前中国系统性风险问题,绝不能书呆子式的从本本出发,仅关注一些静态的数据、比例,认为主权资产能覆盖主权债务就不会有风险。要清楚系统性风险的爆发与传递速度是迅速的甚至是瞬间的。如果现在没有国家信用(并不等同主权资产,因其变现是需要有时间的)和松的货币政策已经采取的随时、动态的调控托底行为,个别债务主体偶发的偿付问题都有可能成为“黑天鹅”,引发一系列连锁的反应,冲击实体经济的稳定。分析风险同样也不能简单地、静止地单纯看银行的不良贷款率水平。简单讲,若按市场逻辑和完全地依法办事,在市场上有实操体会的人都有感觉,恐怕银行不良贷款率绝不是像目前监管部门公布的那么低的水平。

另外,对风险隐患问题同时要认识,及时释放与化解风险不仅不会影响长期增长,而且有利于稳定的长期增长。在一定的時期内,已形成的风险,是已经造成的损失,是客观的,最后必然是要有人埋单。因此,主动化解风险,释放风险,逐步戳破泡沫,从根本上说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符合稳中求进的总基调,符合中央经济工作会议指出的“下决心处置一批风险点,着力防控资产泡沫”的精神。

具体怎么解决?首先要有个总体的判断,要测算大致输掉了多少钱?由此才有可能采取事先的政策准备,对不同主体的风险准备采取什么不同的措施为好?对已经形成的巨额资产泡沫和风险隐患,如果任凭市场力量调节或市场化改革,完全按照市场经济规则办事,那么必然对宏观经济会造成不可承受的剧烈波动或主动引爆经济危机。所以,面对当前的风险隐患,要坚持底线思维,要有紧迫感,要在市场预期明显改变之前,也就是在系统性风险瞬间爆发之前,提前介入干预。为此,必须要有充分的认识和政策措施的准备。

《新经济导刊》:谈及金融创新,您最近表示“该监管的要理直气壮地去监管”,那么当前中国的金融系统最需要关注哪些问题?

夏斌:从风险角度思考,当前中国金融最需要关注四个方面问题:一是金融杠杆率高的问题;二是部分领域的资产泡沫问题;三是市场出清在缓慢的渐进过程中,有些预期还不明朗;四是汇率和资本管理之间的动态平衡比较微妙,本币贬值予期压力较大。但是,解决这些问题可不是仅仅金融领域的事。

因为,分析风险不能仅仅看银行,还要更多地关注信托、银行理财、P2P、证券公司理财等在内的各种非银行机构及其创新的各种金融产品,也就是不仅要关注贷款,更需要关注债务的各种衍生品和复杂的债务结构。这些给企业融资而创造出的各种复杂的交易模式,很多是冠以“创新”之名,但并未受到有关监管的约束。有些复杂的交易结构背后是蕴藏着不少风险的。

所以,在鼓励金融创新的同时,当前,监管者需要注意什么?简要说三点:第一,凡是有利于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的微观金融创新活动,应该旗帜鲜明地予以大力支持。第二,对于优化资源配置作用不大、仅仅是在不同经济主体之间转移杠杆率,或者仅仅是转移债务主体的“创新”,对此,监管者的态度要谨慎,甚至在一段时间内应该不予支持。第三,对宏观经济稳定有一定的风险,但同时又体现了市场化导向的金融改革方向,对实体经济的经济体制和运行机制改革有倒逼意义的金融创新活动,监管部门在谨慎地进行制度安排以后,也应该予以大力的支持。

中国经济调整转型难在哪儿?

《新经济导刊》:如何看待当前中国正在进行的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中国经济调整转型难在哪些方面?

夏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其实讲的就是改革,通过改革来推动制度性的供给,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比如,在当前民营资本投资不断下降的情境之下,如何让民营资本有积极性,提高投资需求?那就要保护产权,进行产权制度的改革。当然还要进行全要素方面的改革,包括科技创新等等。而这些产权制度改革等就是体现了供给侧改革的意图。

顺着这改革逻辑说,调整转型难在哪里?就转轨改革总体而言,而且就经济范围内讲,难就难在处理好政府与市场的关系,难在在转轨过程中,既要讲市场规律又不能完全做到市场出清所涉及的一些压力和刚性兑付问题,比如随时的倒闭、破产、失业等等。这些基本规则处理不好,也就是最基本的市场制度要素不清晰,不坚持,改革就不易深化,那么许多转轨的措施就有可能流于形式或者在实行中会“走样”。

我近几年来一直在说,从中国经济发展的内在逻辑说,中国的增长势头在全世界是不错的。从全球范围看,若能保持6%甚至是5.5%的增长,在世界前五大经济体中都是绝对的高增长。问题是,从200714%多的高速增长跌到现在6%左右的增长,拦腰砍了一半,同时长期累积投放了150多万亿元的货币,现在全球贸易和市场萎缩了,市场逻辑决定了必然会有一些企业收入、利润减少,有的要面临破产,一些资产要损失,需要有人来承担。这些存量问题如何处理?现实中对此问题的解决眉目并不清晰,看到的仅是在加杠杆,扭曲了运行机制,自然,解决问题的難度就更大了。

进一步分析,可以说中国的内在发展逻辑势头很好,国家的财政实力不菲,又有那么多的优质国企资产和巨额的外汇储备。从长期看,我们既有长期增长的需求潜力,又有高储蓄率、制度改革以及相对不错的人力资本等长期增长的供给潜力,这些决定了中国经济从长期增长本身看应该说是没有多大问题的。当然,特朗普上台以后会有更多的不确定性因素。但是不管怎么说,从内部看,我们会遇到一些困难,但这些困难都不是不可逾越的,应该说我们是有实力解决的。但是,最终未来中国经济能否顺着大逻辑走,一路走好?存在诸多不确定。现在,决策层对当前经济形势的判断很清晰、很客观,对未来目标的取向也已经明确。关键问题是怎么落实?怎么“过河”?具体的实操能力和执行力已成为至关重要。

《新经济导刊》:2016年人民币汇率、股市、楼市都出现了大幅度波动,如何看待这些波动?

夏斌:汇率的波动,外汇储备的减少,有美元指数反弹的因素,也有其他日常因素造成的外汇减少。但是,我们一定不能回避的问题是,为什么这么多投资者和居民在当下特别关心人民币会不会贬值?这个现象本身说明市场上信心收到冲击,说明人们对人民币预期态度在悄悄发生变化。因此,在汇率问题上,我们不能仅仅讲长期看不存在贬值基础这句话。不错,从长期看这句话在逻辑上能说通。但是,这是在讲长期,要知道人们的预期心理可能没那么“长”。人们是在分析当期,是在讲短期预期。要稳住短期预期不能光靠舆论。

那么怎么稳?一是与采取相对稳定且有浮动的人民币汇率措施相适应,在资本管理上不能太粗心大意,不能太本本主义。二是在当前,稳预期的关键是内部的改革要加快。如果市场投资者看不到要素配置的改革有实质性的进展,看不到希望,而且客观上资产泡沫问题迟迟不解决,甚至以加杠杆的方式在掩盖,那么要稳汇率是很难的。因为你没有看清改革与预期的关系,不等于市场予期者没看到。因此,要改变市场的预期,说难很难,说容易也容易,就是关键看改革。

股债汇全线波动的金融现象背后,反映的是什么问题?是中国经济的结构性问题和系统性风险问题。风险问题没有解决又和我们的很多改革不彻底有关。现在,改革的方向不是没指明,而是在落实上措施不力,解决进程慢,不能尽快形成良好的预期,因此,在经济运行中稍不小心,不知在哪个环节就容易出现按下葫芦浮起瓢的现象。

建立房地产长效机制的关键是土地财政问题

《新经济导刊》:我们知道,您近八九年来关于房地产市场的观点始终没变,一直在呼吁坚持以消费品为主导的发展方向。这次中央经济工作会议特别明确了中国楼市发展的方向,强调“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您对此怎么理解?

夏斌:十几年来,中国的房市发展到目前的僵局,是因为长期以来我们对于房市政策是碎片化的,没有明确的主导方向,是顺着经济周期和宏观调控节奏一路走过来的。这次中央明确“房子是用来住的,不是用来炒的”,说得非常好,但说得晚了。

现在明确了要按此内容建立房地产市场的长效机制,但具体内容、措施是什么?这又是必须要尽快研究明确的。如果相关的法规制度一时制定不出来,也要对长效机制的具体内容以及具体措施有大致的描述。否则在经济运行中一遇到困难又会偏向,贻误时机。我从2009年以来一直坚持讲,中国房地产市场的健康发展方向是以消费品为主导的方向,买房是为了住,而不是为了卖。在房市导向上,要学德国、新加坡,不能学经济运行以金融市场为主导的英国与美国,把房产作为金融资产炒。如果这个核心内容和主导方向不明确,长效机制措施就很难“对号入座”;而如果要确立以消费品为导向,那么现有的一系列政策就要配合、调整和完善,将会涉及方方面面。

另外,明确了主导方向后还要讲明白,房市仅说以市场规律为基础建立长效机制这句话,只是说对了半句话,另半句话要强调社会规律、民生要求。因为一个社会总会有一部分人按市场规律是买不起房的,但他们的基本住房需求却又是一个良好、稳定的社会所必须提供的,所以房市不能光讲市场规律。

如果主导方向明确了,措施就好定了,就可以按商品属性、民生需求而不是金融属性来研究政策了。譬如,首先对于第一套房,这是真正的民生需求、刚性需求,应该有比现在更明确、更有力的力度支持。首付比例就不能由央行定,更不能由商业银行定,而应由国务院统一规定,长期不变,不能随意调整。第二,对于买不起房的人的租房要有明确的保护政策,在租房合同的各个内容环节(包括租金),要保护房客这一弱势群体。应学习德国,让房客能安心长期租房。第三,剩下对于用于非消费品的投资房、投机房、金融资产属性房,要确立明确的抑制政策,这就涉及到税收。

房地产长效机制内容要体现消费品为导向,削弱其金融资产属性,那么衍生的不仅仅是税收問题,还包括人地挂钩的城市土地供应问题、地方政府土地财政的大窟窿问题、第二套,第三套的贷款政策等等一系列问题。对不同的房改房、经济适用房、限价房、商品房等等,在现有复杂的交叉征税中又如何完善不同的政策等等。以上一系列问题都是长效机制建设所应包含的内容,极其复杂。故需要总体配合,顶层设计,不是国务院某一二个职能部门所能完成的。其中,关键的问题是,长期来存在的土地财政问题意味着要进入彻底解决的倒计时了,这涉及到中央与地方一系列的事权与财权问题,这一财政基本制度的改革是想绕都绕不过去的。必须迎刃而上。中国的中长期财政改革预算问题,是摆脱当前中国经济一环扣一环问题中的一项基础性的制度改革。

中国的经济近十年来一直被楼市波动困扰而痛苦着。今后,我们要彻底走出长期政策碎片化而造成的长期被动局面,关键是在向全社会明确宣示消费品主导方向后,要痛下决心,抓紧研究制定体现这一方向的各项政策制度,形成体现这一方向的政策预期。但是,在中国当前这个时刻,即在经济增长已经跌到6.5%左右,风险还没有完全化解情况下,要“稳中求进”,既要防风险,又要兼顾稳定与增长,三者都想要。那么房市的拨乱反正,会否冲击稳定与增长?这是一道历史性的难题。如何破题?短期内有一定的难度。也许可行的策略,只能是在对长效机制与政策又个预先初步的顶层设计之后,具体政策措施的出台,一定要适时、择机,审势度时,以逐步纠错的方式来扭转长期以来形成的以资产市场为主的房市波动局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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